本站原创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原中华日本哲学会会长卞崇道先生于2012年12月31日逝世,享年70岁.卞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日本学研究的重大损失,也是本刊的重大损失.在本刊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卞先生不顾病痛折磨,积极为本刊的发展出谋划策,不仅亲自组织专栏,而且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惠赐本刊发表,大大提高了本刊的影响力.为了铭记卞先生对中国日本学研究和本刊所作的贡献,我们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岳兵教授商议,特刊出此纪念专栏.本栏收录4篇文章,即刘岳兵教授的《未名庐学记：卞崇道及其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管窥》、王会社长的《卞崇道与〈日本问题研究〉的学术因缘》、吴光辉教授的《卞崇道与京都学派哲学研究》、陈化北主任的《卞崇道与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其内容或综合性论述卞先生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地位和贡献,或专题性论述卞先生在日本哲学某一方面的研究业绩,或历史地记述卞先生组织民间学术沙龙、领导民间学术交流的事迹.作者都与卞先生有长期的亲密交往并曾得到卞先生的提携与鼓励,他们或活跃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最前沿,或担任着国家国际文化交流的重任,相信这一组文章将会有利于学界了解卞先生其人其学.如文中所言,我们纪念卞先生,“就是要学习他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认清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缅怀他的引领之功,就是要继承他的遗志,有效地推进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向更高水平迈进.”（本刊编辑部）
摘 要：卞崇道先生是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中“过渡时代的领军人物”,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哲学思想史学科基础的坚定夯实者、高层次中日哲学思想研究学术交流事业的杰出组织者和胸怀全局并及时总结学科发展、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循循善诱的引领者,卞先生在当代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 键 词：卞崇道；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学术交流
中国分类号：B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3-0001-06
未名庐是卞崇道先生（1942年—2012年）在写序跋时常用的书斋名.其名称由来虽不得而知,然卞先生为学之执着,有诗为证：“废寝忘食三十年,凝思伏案著新篇；红烛殆尽未封笔,书稿欲将带入天.”此诗作于2009年5月26日,即发现直肠癌后将要进行手术的前一天[1]346.其精神真可以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手术之后健康稍有恢复,就又一如既往地投入到教学工作、参加读书会、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撰写论文、出版新书等学术活动中,致使顽疾复发,在最后的著作《日本的思想与近代哲学》出版后两个月,即2012年12月31日,永远离开了我们.“活到老,学到老,至老方恨学识薄；学到老,做到老,老时反倒更忙了；要做的事情千千万,人间世事何时了?——人了事亦了.”其晚年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透支了他的元气,耗尽了他的心血.卞先生背负着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一个时代的探索与迷茫、光荣与梦想离开了我们,在当代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存在对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显明.
卞先生常常称自己只不过是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过渡时代的人物”.他为了传递好自己手中的“接力棒”,不仅兢兢业业地在教书育人、学术交流、学会组织等方面做好承前启后的工作,而且“其与时俱进的旺盛的理论创造力使他的学术生命青春永葆,在新世纪又成为新生代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队伍的一员,继续引领和推动着中国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2]462.我们纪念卞先生这位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中“过渡时代的领军人物”,就是要学习他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认清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缅怀他的引领之功,就是要继承他的遗志,有效地推进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向更高水平迈进.
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日本哲学思想史学科基础的坚定夯实者
相对于中国日本研究的其他学科,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者是幸运的.在日本史学界从总体上而言还在引进日本和苏联研究成果的时候,朱谦之先生的《日本的朱子学》（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日本的古学与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和《日本哲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及其主持编译的《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日本哲学》的“古代之部”和“德川时代之部”（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1963年）,还有刘及辰先生的《西田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63年）、《京都学派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这些著作从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基础史料方面为我国的日本哲学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基础[3].那些无视和不尊重新中国日本学研究起步阶段的这些基础性工作意义的言论,不论是出于对相关学术史内在逻辑的一知半解与似懂非懂的所谓“了解”有意为之,或是纯然缺乏起码的学术涵养的肆意妄言,都是不负责任的轻佻之举.
1989年出版了由朱谦之和刘及辰的弟子王守华、卞崇道合著的《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这本新时期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之作”,虽然不能说“完全归功于”两位奠基者,但是其基本框架和整体思路,可以说基本上是对上述著作的沿袭和综合.因为上述著作流播不广,《教程》的确具有应急和补缺之功.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教程》的贡献.其贡献至少有两点：第一,明确地将神道哲学思想写入了日本哲学史.这也成为王守华先生此后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第二,对明治以来一直到战后的日本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进行了重新整理,大幅度地增补了战后“日本现代哲学”的内容.这一部分成为卞崇道先生此后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教程》以明治维新（1868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为界,将日本哲学思想明确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该书也由这三编构成,分别描述了日本封建意识形态的维护、解体的过程；近代的启蒙思想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日本独创哲学“西田哲学”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以及战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等.《教程》作者接过奠基者的接力棒,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学科基础和研究范式.即便在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惠于这一基础.卞崇道先生作为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基础的夯实者,也回答了新时代对日本哲学思想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并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提倡应该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所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都认为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与之相适应,强调“日本哲学史是日本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胚胎、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以唯物主义思潮为主,不应该强调‘宗教的及道学的性质之优越’为其主要特征”①.这种思维定式也可想而知.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为了适应加强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形势的需要,从不同的侧面探讨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成为许多中国日本学研 究者的一个自觉使命.比如王守华致力于探讨神道思想的现代意义,王家骅则着力研究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而卞崇道1987年6月在《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号上发表了《日本现代化与日本哲学》一文,试图从日本近现代哲学发展过程探讨其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并总结出哲学现代化的两条道路,即“一是积极吸取外来文化,以丰富自身的思想,提高自身的思维能力；二是努力使自身的传统思想现代化.”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哲学现代化的任务,也就是在现时代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现代化的问题.”②而卞崇道这方面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的《日本哲学与现代化》中.在该书中探讨了“日本现代化模式的文化特质”,认为日本“创造了一种由东西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具有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综合型现代化模式”.“近百年来日本文化所建设的是一条由西洋主义到东洋主义、到东西文化融合的道路.即在通过全盘西化与日本主义的论争之后,认识到必须兼取东西文化之长,进而融为一体,才能建构出适合于现代日本社会的民族文化.对此具有自觉意识并进行积极探索的,是一批兼具东西文化知识的有卓识的思想家”③.而重新演绎、追寻这些思想家的探索之旅,正是该书主要研究的内容.其研究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研究日本而研究日本,其关注的终点在亚洲、在世界.他强调在将来的发展中,无论是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必须把世界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并在这一整体关系中确立自身的恰当位置”,这样才能实现自身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协调发展；强调“新世纪的亚洲现代化必须以承认并尊重他者为思想原理,努力创造全球人类共生的新秩序”①.
正是因为卞崇道先生关注的是“现代日本思想文化发展的经验具有超越日本的普遍意义”,而这种普遍意义他认为就在于“东西文化的融合,将是亚洲国家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条必经的共同道路”[4]165.这种将日本、亚洲和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的思考自然是出自一个人文学者的现实关切,这种现实关切,可以说是卞先生那一代学人的共同特征,也是卞先生本人的一贯坚持.在这种深切的关怀与广阔的视野下,卞先生提出了一种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新方法.即“树立他者意识,站在他者立场、客观地认识、研究日本思想文化”,主张“超越中日两国的域界,从东亚视域乃至全球视域来认识日本或中国的思想文化,则是构建21世纪东亚哲学的前提.我想,只要东亚哲学家拓宽视野.共同努力,就能够为建设和谐东亚、和谐世界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4]3-4.比如对西田哲学的研究,卞先生就主张“把西田哲学置于‘世界’这一场域中,通过与西方哲学（或与东方哲学内部）展开对话来揭示西田哲学的现代意义”[5].在思考日本的哲学传统时,卞先生特别检出西田几多郎对“哲学”的理解,即：“哲学只要具有了我们生命的逻辑性的自觉的意义,那么它就必然是民族的.英国存在了英国的哲学,德国存在了德国的哲学,法国也必然存在了法国的哲学”.对此卞先生解释说：“基于这一理解,中国有中国哲学,日本则有日本哲学.之所以存在了各自的哲学,是因为西田主张,哲学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性的操作或者单纯的文献研究,而是‘生命的逻辑性的自觉’.西田认为,所谓‘生命’,具体而言,就是指通过‘语言’来感知、思考、表现事物的我们所有的生存活动.自觉地实现这样的人的活动、人的存在方式,对它加以概念性的把握,这也就是哲学”.给予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强调：“重新认识日本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历史传统,并从哲学基础上对之进行客观地认真地探求是我们当代进行日本研究的崭新课题”[6].这可以视为卞先生对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者留下的学术遗言.
“他者意识”、“东亚视域”、“现实关切”、“历史传统”,不只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且贯彻到卞先生的研究工作和人生践履之中.研究日本,仅仅知道日本是无法认清日本的,不具备认识“他者”的知识基础、没有对东亚历史传统的相关事实的具体了解,“他者意识”、“东亚视域”也难以落到实处.卞先生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关注、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思想考古”研究方法的期许[1]315,320,甚至最后还埋头于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并发表了关于荀子礼乐思想的论文②,卞先生的这种动向,当然是出于对自己坚信的理念的实践,对于新世纪成长中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者,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也具有示范的意义.
二、高层次中日哲学思想研究学术交流事业的杰出组织者
为了提高加强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者与日本同行的交流,开阔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卞崇道先生作为这个领域中国方面的领军人物,在中日哲学思想研究学术交流事业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卞先生的朋友,除了熟悉其“研究者”的一面之外,亦莫不为其干练的办事能力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折服.卞先生之所以热衷于学术交流,是因为他是把交流活动本身视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来做的.
首先,他对学术交流有着明确的理性认识,强调有效的交流需要建立一种“相互主体性关系”.对于通过交流而达到异质文化相互理解的问题,他认为：“既然是异质文化,相互间必然有摩擦与矛盾.接触与对话则是解决摩擦与矛盾的手段.接触就是交往亦即交流.”接着他将对异质文化的认识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把握,指出：“对于异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同科学理性主义中的认识与认识不完全相同,因为在文化中包含有创造该文化的主体性的感情,而移入感情的意义极容易被误解.因此,在这里就需要建立一种相互主体性的关系,即进行表达的主体同进行意义理解的主体之相互主体性的关系.换言之,为了理解异文化中象征性表达的意义,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物化了该意义的具体性的东西,如制度、语言、劳动生产物、文物等,以至有可能的话,在基本方面参与对该意义形成过程的了解.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对对方文化的准确把握,达到正确理解对方的目的.这里的相互主体性关系也就是作为今人的我们如何能与先人在思想、心灵上达到交流、对话的问题.”[1]321-322这里所探讨的“相互主体性关系”问题,不只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广义的存在论的问题,可以从解释学、现象学等 方面来阐发.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卞先生从事交流事业,事务方面虽然也耗费了其大量的精力,而这种精力作为其生命的一部分,从存在论意义上说,无疑也已经融入到他理解日本文化的“相互主体性关系”之中.实际上,在1999年9月的一次中日国际学术会议上,卞先生对中日哲学交流对话的历史与意义就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梳理,发表了论文《面向21世纪的中日哲学对话》①.笔者曾经在分析《日本哲学史教程》的“过渡时期特征”时,引用该书“绪论”中有关研究目的的论述后这样评价：“研究日本的哲学思想,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将日本哲学思想这一研究对象本身作为‘他者’来认识,也不在于通过‘他者认识’来深入地认识自我,而是为了服务于意识形态本身.这样,研究日本哲学的目的本身就被‘异化’了”[1]449.这篇《对话》发表在《教程》出版10年之后,10年之后,卞先生对研究日本哲学思想的目的有了明确的新的认识.在这里,他非常自信地表示：“不言而喻,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目的很明确.从一般层面上说,我们研究日本哲学,是要从深层次上认识、理解日本（包括日本人）,从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沟通搭起文化桥梁.从理论层面上说,我们研究日本哲学,是要汲取日本哲学研究中的优秀成果,作为重构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资源”[4]320.就是说交流对话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自身的哲学创造,就在于“中日学者携手共建现代东方哲学”.而当务之急是首先要通过交流与对话,“把中国哲学和日本哲学纳入共生的中日文化关系整体之中考虑”,从而“建立共生的中日哲学关系”[4]323,325.所谓“共生的中日哲学关系”,卞先生特别指出有如下要点：其一、以承认异质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存在为前提；其二、中日哲学具有对等性与互补性；其三、通过对话即交流,达到相互理解；其四、共生与融合.并对共生与融合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即：“融合不是两种文化的凑合、混合,它是指某一主体文化在与异文化接触与碰撞中,以自身为基础,既扬弃它文化又扬弃自身,并在此一过程中把它文化中的长处吸纳并融于自身之中.共生则主要指异文化间的关系亦即存在状态,它并非意味着消灭现存的民族文化而创造第三种文化.恰恰相反,它在承认文化冲突的同时,提倡多元文化的存在和文化的多元发展”②.而共生与融合这种观念与理想,可以说也正是卞先生关于文化对话与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般的研究者都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进行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交流活动的乐趣大多也不过是以文会友而已,或许较少有人对对话交流本身进行如此认真的哲学解读.这正是卞先生能够成为高层次中日哲学思想研究学术交流事业的杰出组织者的根本原因.
当然,能够组织高层次的中日哲学思想研究学术交流,这当然与他在中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指导性地位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得益于他与许多日本学界优秀的哲学家或哲学研究者保持良好的交流关系或深厚的友谊,如竹内良知、铃木正、船山信一、中村雄二郎、藤田正胜、高坂史朗等等.中国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者中恐怕很少有人没有得益于卞先生所组织的中日哲学交流活动,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值得细细回味.
三、胸怀全局并及时总结学科发展、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循循善诱的引领者
卞先生作为新时期以来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引领者,其引领的方式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最令人感动.第一,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及时地以综述的形式总结学科的发展状况,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的方向.第二,是对青年一代循循善诱的鼓励和鞭策.
卞先生是我所知道的发表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学科发展综述文章最多的学者之一.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主要有：
《日本哲学研究四十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年.
《90年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刍议》,《日本学刊》1992年第5期（以上两篇均收入其《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现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2001年9月参加中日共同研究“东亚近代哲学的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于9月26日在“日本哲学史论坛”公开讲演会上作的讲演.收入卞崇道、藤田正胜、高坂史朗主编的《中日共同研究东亚近代哲学的意义》,沈阳出版社,2002年.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の研究》,收入其论文集《日本の思想と近代哲学》,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
《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30年综述》,李薇主编《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这些文章,虽然难免有重复之处,但是,其学术史意义不容忽视.笔者曾经在回顾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探讨“方法多元化的自觉”时,大段地引用了上述《90年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刍议》一文中的相关段落[2]451,就不再重复了.这里我们想听听在卞先生逝世前一个月刊出的最后一篇综述《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30年综述》中对学界存在的问题所敲响的警钟.话题正好可以接着上述“方法多元化的自觉”讲,他说,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研究方法虽然“显示多元性、多样化的特点”,紧接着话锋一转,郑重地指出：“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说,中国学者迄今还没有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史的方法论.”继而,他指出了我们的研究中存在的如下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我们的“主体意识”尚不够突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史的问题.过去,我们从哲学的层次上研究“日本现代化”和“日本文化的特质”,自觉性、目的性较强,但就日本哲学自身问题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在如今趋向于“东亚”或“全球化”等更为宏大的理念之际,我们却未能通过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建构起日本哲学的基础理论,与日本乃至世界哲学界开展平等的对话.其次,“对话立场”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者颇受“和而不同”的趋同意识的影响,在头20年的研究中,大多是站在了“趋同”的立场去建构一个中国思想的“延长线”,江户时代的儒学研究大多如此；后来,我们开始注重“不同”即同中求异,寻求日本自身的思想特质.但总体看 批判意识还是比较薄弱,尤其是欠缺立足自身根本立场的批判意识.所谓“对话立场”的问题,也就是需要我们带着一种怀疑的目光,把日本哲学置于东西哲学这一大的场域中,以“知识”的坐标轴的建构为目标去展开对话,深入对话.在这一点上,我们尚需努力①.这里说提出的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的问题,不仅是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整个日本学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可贵的是他不是空空而谈,而是很有针对性.这对于深化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我们再来看一个个案——他对中国学界西田哲学研究的评价问题.
西田哲学与卞先生的关系及其对西田哲学的看法,2009年12月4日,他为藤田正胜的《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的中译本写序,其中有一段一目了然的独白,他说：“我在研究日本近现代哲学的三十余年中,始终把以西田哲学为母胎的京都学派哲学作为重点,向上追溯到德川时代末期至明治初期西方哲学的引进而开起了日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创造活动,向下延伸到战后直至当下的日本哲学.在梳理和研究近现代日本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西田几多郎哲学思索的深度,体悟到西田哲学是日本哲学的真正代表的含义”.后来他在这篇序文的基础上,写成《西田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一文,发表在《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上,这是他对西田哲学所达到的最终认识和体悟.如该文所言“日本有哲学,其代表非西田哲学莫属.”或者“欲知日本哲学,须从西田哲学始.”甚至在论述西田哲学的现代意义时强调：“西田几多郎与其同时代的西方现代哲学大家们怀有共同的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并且从与西方文化异质的东亚文化的视角思考与回答同样的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做出了比西方同行更为杰出的贡献.”[3]等等.
卞崇道先生对西田哲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择其要者而论,大致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不能真正把握和理解”其“真谛”②.
第二、沿袭刘及辰先生对西田哲学的理解③.
第三、对刘及辰先生的西田哲学论全面肯定④.
第四、从方法论上对刘及辰先生的西田哲学论提出补充和批评①.
第五、对西田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认识不断加深②.
卞崇道先生对西田哲学认识的变化,同他对三木清的哲学思想的认识深化[1]452-454一样,可以说也是国内哲学界风云变化的一个缩影.无论是从整体的学科走向还是到某个具体哲学家的研究,他都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指示着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发展方向的风向标,是本学科名符其实的引领者.
青年一代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者中,只要与卞先生有过交往,恐怕很少有人没有得到卞先生的提携、鼓励和鞭策.同样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值得细细回味.
卞先生离开了我们,他的名字镌刻在中国日本研究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镌刻在年轻一代学人的心中,他化作了一颗星星,继续激励和引导我们前行.
[参考文献]
[1]卞崇道.东亚哲学与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刘岳兵.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30年综述——以方法论为中心的考察[C]//李薇.当代中国日本研究1981-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刘岳兵.朱谦之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J].日本学刊,2012（1）：118-160.
[4]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8.
[5]卞崇道.西田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J].日本问题研究,2010（2）：1-7.
[6]卞崇道、林美茂.对谈：日本哲学的成立、意义与展望[J].日本问题研究,2012（1）：1-5.
[责任编辑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