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文学重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作为一种历时性行为,重写体现后人对前人或接受或认同或挪揄或排斥的态度,显露此文本对所有前文本的引用、改写、戏仿、混成、扭曲、误读、翻译、评论、描写和综述等等.广义的重写泛指一切文本转换形式.在理论层面上与互文性概念互为代名词.狭义的重写特指文学重写,即对经典文本的回归和重新书写,它表现出“语言游戏”的性状,既是一种互文表现,又是一种重要的互文策略.本文使用狭义的“重写”概念,专注于剖析文学重写的美学意义和审美功能,强调重读作为一种阅读策略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文学重写的狂欢激发审美闭读的愉悦,运用重写策略而生成的文本延续着某种特定的审美成规,既具有“去语境化”和“去实用化”的效应,又能表达强烈的和政治诉求.
一、
当下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不断超越语言、文化和时空的界限,显现出一种开放的品质.随着资本、人员、信息和技术不断进行跨国运作,世界性文学生产和接受的物质条件已趋成熟,全球范围内的文学重写现象蔚然成风.
文学对话不仅发生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也深深地植根于各种文化传统内部.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割裂式写作缺乏现实的土壤.任何书写活动都带有特殊的文化属性,必然会与各种先前或当下的本土话语实践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写作者的阅读、观看、聆听、记忆,莫不刻有本土文化的痕迹,其文化活动不断地被本土标准文化知识所定义.而在文化传统内部,文学经典是标准文化知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某些文学经典催生了重写的,重写反过来又激发无穷无尽的重读.在文化意义上,返回经典和重写经典,是一种必然的文化活动,由此传达阅读者和写作者的文化归属感.
与此同时,文学内部运作规律也决定着文学生产的走向和趋势.创作实践离不开文学成规,而文学成规由文类特征、文本句法、反复出现的意象和主题、标准的情节和叙述方式等构成.写作者通过接受、转化、模仿或改写等方式参与文学成规的构建和重建.古往今来,文学文本层出不穷,凡是人类想象力所能及的文学主题、形式和结构几乎全已被触及.我们今日所置身的文学环境拥挤不堪,可供挖掘的新资源严重短缺,而“游戏+剽窃”成为写作者无可奈何的生存策略.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一文中指出,“一切都已经被书写”,而巴斯则更为极端地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为“穷尽的文学”.在“山穷水尽”的文学时代,文学只不过是对其他文本的重新利用,必然具有寄生性,即热奈特所谓的“二极文学”(literatureinthe secondde－gree).
文学重写再现了文体和叙事形式的可穷尽性以及人类思想和生态宇宙的有限性.如何同时利用和突破限制,如何在文学成规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如何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当今的写作者不断变换组合和移花接木,利用具有再生价值和追加价值的“前文本”(通常是广为流传的文学经典)创造出“新”的文本,使得文学生产出现“柳暗花明”和“绝路求生”的转机.重写是写作者的一种自我定位,一种策略,一种探索写作局限性和可能性的方法.
历史上,写作者通过重写经典作家和诗人的经典作品,使自身的书写行为获得某种相对的合法性和经典性.可以说,传统的重写行为具有明显的建构性,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起到树立和强化文学权威的作用.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剑走偏锋,用玩世不恭的腔调把正统的重写行为演变成后现代式文本狂欢.事实与虚构、语言与现实、思想与行为的传统界限遭到消解,社会和历史不再是文本之外的东西,而是像文学一样分享着文本性.后现作者在文本世界里尽情嬉戏,尽享言说和书写的欢愉,摆出一副否决外部现实和蔑视一切权威的姿态.后现代者们嘲弄传统重写者对经典作家的“权威崇拜”意识,转而进行“文本崇拜”和“语言崇拜”.无论传统的“权威崇拜”还是后现代的“文本崇拜”,都体现了写作者内心深处影响的焦虑.由于任何重写者都是一个“迟来者”,他的艺术必然处于后发的不利地位.因此,面对着业已写就的浩如烟海的前驱文本,后起者自我意识中强烈的姗姗来迟感导致不可驱除的焦虑和恐惧.“对影响的焦虑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一种分离的焦虑,同时又是强制式神经官能症的开始.”尼采所谓的“超人”式强大诗人不甘于自我放逐,不甘沦为毫无独创性的行尸走肉,为了同前驱相抗衡,后起者必须发起一场激烈的俄狄浦斯式战斗,从而占据一块为己所有的文学高地.
重写者必须克服“影响的焦虑”,走出前驱文本的樊篱,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才有可能达到并超越前人的高度.重写策略的使用打破可疑的原创神话,凸现了书写行为内在的对话性.重写行为含有借鉴和创新这两面.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但各有倚重.前者指的是回到传统中去尝试着改变传统.后者特指新生的文学成分,反映作家和诗人的创造潜能.文学作品是阅读经验、生活经验和个体创造力相互作用的产物.任何一个成功的文本都是一种创造性重写.只有了解某个写作者置身于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共享什么样的标准文化知识(尤其是文学知识),才能对具体文本的创新程度做出有效的判断,也才有可能揭开文学生产之谜以及成功作家的成功秘诀.
任何一个文本都具有被重写的可能性,但实际上经典文本比非经典文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经典和非经典文本的意义皆衍生于接受行为,在接受过程当中被认同或拒绝、被记忆或遗忘,被经典化或边缘化.在具体的接受语境中,文学重写发挥着赋于意义、价值判断和经典构成等多种审美功能.作者首先是以读者的身份接触众多的前文本,积累丰富的阅读经验,并在自身的记忆库里储存了大量的图像和文字.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有意无意地过滤和清理对前文本的芜杂记忆,从中筛选出更为重要的母题、人物、情节、图像、场景等进行重写.重写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每一次重写都是一次重读,每一次重写也将激发更多、更广泛的重读,从而拓宽了重写文本和被重写文本的意义空间.那些被反复重读和重写的文本一次次“浴火重生”.不断稳固其经典地位.例如,唐吉珂德、哈姆雷特、浮士德和阿Q等虚构人物已经超越了个体记忆的局限性,被从最初生发的原语境中抽象出来,成为标准的世界文化图像,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论争提供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
重写传统在西方文学史上连绵不绝,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例如,荷马史诗《奥德赛》包含了“流浪”、“归乡”和“怀旧”等重要文学母题,为后世的重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母本.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巴斯的《潮水的故事》等文本从不同角度对《奥德赛》进行诠释和改写,反复确认其合法性,巩固其经典地位,延续其文学生命.重写的动机和角度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但重写的功用大致趋同.在小说《无知》中,昆德拉从叙事结构和主 题意义两方面入手对《奥德赛》进行重写：
她放弃了心理上的抵制.突然间,意象奔涌而出,从很久以前读过的书籍里,从看过的电影里,从自己的记忆里.从祖先的记忆里,将她俘获：迷路儿重新回到年迈的母亲身边；因残酷命运而被迫远离的男人回到爱人身边；家园伴随着我们大家游走四方；重新发现那布满被遗忘的童年足迹的道路；奥德修斯漂泊经年,看见了家乡的岛屿；回归,回归,回归的伟大魔力.
昆德拉笔下的女主人公伊瑞娜是个普普通通的捷克女子,早年逃离布拉格,长期在巴黎生活,与一瑞典商人有着稳定的同居关系.伊瑞娜本来已经习惯了异乡的生活,但经女友西维尔的再三劝说,她开始迫切渴望“衣锦还乡”.西维尔的言词具有煽动力：“那就是你伟大的回归等你伟大的回归”.昆德拉对个体和集体的文学记忆作出一种有选择性的价值判断,借助“奥德修斯式”的图像和套语(如迷路儿的回归、爱人的回归、回到伊达卡)勾勒了一次后现代意义上的回归,一次失意之旅、伤心之旅和错位之旅.布拉格不是那梦中的“伊达卡”,而她本人也根本算不上荣归故里的英雄,迎接她的只有故人的贪婪、冷漠和无知,她和另一归乡人约瑟夫的带给她的只有更深的失意.经过重写,在原语境中能够激发庄重情感的言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在《无知》中,重写一方面突出文学记忆的选择性,另一方面又在经典构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学重写行为涉及作者、文本、读者和生活世界,它们在内涵上与艾布拉姆斯所区分的艺术家、作品、受众、宇宙大致趋同,但在外延上有所拓展,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含有双重指代.重写者发挥着阅读主体和写作主体的双重功能,凭借阅读经验和文学想象穿梭于不同的生活世界之间,在重写文本和被重写文本之间建立起意味深长的关系.重写策略产生了“去语境化”和“去实用化”的效应.所谓“去语境化”,指的是作者偏离自己所置身的生活世界和社会语境,以读者的身份在阐释过程中对重写文本进行重新情境化处理.所谓“去实用化”,指的是消解重写文本实用性和再现性的过程.两种效应均彰显重写文本的审美功能.柏林自由大学美国文学教授伊科斯塔德认为,审美其实就是一种“去语境化”和“去实用化”的作用机制.文学重写策略在此文本中的运用,使之有别于新闻、学术、科技、政治和宗教文本的形式特征,鼓励和激发读者做出审美反应.而当一个文本的事实性知识及其即时的实用性被淡化时,其文学性就会凸现出来.
在翻译索福克勒斯的《特洛伊的治疗》一剧时,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谢默斯希尼利用“移花接木”的文本策略,把北爱尔兰暴力冲突的语境转移至位于地中海的雷姆诺斯岛(Lemnos)上.故事围绕神箭争夺战这一中心主题展开,戏剧冲突发端于迫害者(奥德修斯)、受害者(菲罗克忒忒斯)和调停人(涅俄普托勒摩斯)的三角关系.希尼巧妙地刻画类似于殖民者的奥德修斯形象,批判殖民意识形态和殖民行为的恶果,并呼吁一种具有疗伤作用的“善良经济学”.虽然希尼在戏剧首演前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不是一个政治作家”,并且他“不能忍受一种认为这部戏剧中藏有关于北爱尔兰秘密信息的看法”.但是,希尼在随后的访谈中承认,他意识到“从菲罗克忒忒斯的困境中可以汲取许多潜在的政治寓言”.希尼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诉求是通过重写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在索福克勒斯的旧版本中,菲罗克忒忒斯是为了加入到伟大事业中才同意去特洛伊城的；希尼笔下的菲罗克忒忒斯做出了一种向善的选择,他不仅接受了涅俄普托勒摩斯的友谊,而且宽恕了拒不悔改的奥德修斯.如此看来,希尼的“去语境化”做法达到了“重新语境化”的效果,而他的“去实用化”重写同时也表达着强烈的和政治诉求.
重写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文学建构方式.一方面,它体现着文学传统的连续性,属于一种“后视”或“回归”的文学生产和接受模式；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把新的结构和新的感知加之于旧的文本之上,从而造成文学史上的断裂现象.每一次重写都等于向读者发出一份审美请柬,邀请他们暂时离开熟悉的现实世界,穿过时间隧道来到遥远而陌生的虚构世界,从中发现不一样的行为方式、人物类型、感情经历和思想火花.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学重写意味着写作者审美意识的复苏、审美态度的表露及其审美手段的演练.从接受的角度来看,对某一经典文学文本的回归和重写,必将唤醒读者的审美意识,强化他们对特定文学传统的认知,召唤他们对语词、短语和文本之间形式上的联系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