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在文学翻译的语言转换、审美表现和文化认知等要件中,文化认知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文学翻译的文化认知包括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译者对原著文化因素的认知活动,一是作者与译者(读者)、原著与译著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前者为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释,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静止的认识状态；后则表现为文学翻译过程中,作者与译者(读者)、原著与译著之间的种种关系.这种关系将前面的静止认识状态置于一种运动之中.这两个活动组成了文学翻译活动的整体.
关 键 词 ：文学翻译 文化认知 文化意义
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具体地说,就是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作品.所以,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具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表现力,以便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把原作的内容和艺术魅力在译作中传达出来.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作品的屠岸先生说：“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翻译对象中,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中才行.”[1]
在文学翻译的语言转换、审美表现和文化认知等要件中,文化认知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谈到文学翻译的文化认知问题时,我们须首先厘清文学翻译的文化因素问题.翻译的文化因素指的是原著中专属于源语文化的因素,常常同翻译的不可译性相关.作为翻译本体研究的一个部分,翻译的文化因素研究是除翻译的语码转换和审美表现研究之外的重要研究领域,中西翻译理与实践对此研究给予了较长时间的关注.例如,在中国大学的翻译教学中,由于英汉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教师往往非常强调翻译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注重将源语文化词汇转换为译语词汇的具体技巧.这一点可以从市面上出售的各种各样的翻译教材得到映证；同时,在相关的学术期刊上,讨论如何理解、翻译原文的文化内容等问题的论文也比比皆是,人们关注翻译文化因素热情对翻译实践无疑是一件幸事.
但是,人们对翻译文化因素的认识还只停留在表面上,有待提高和深入.人们过多关注词语、句子或段落中文化表征的解析和转换,而忽略了文学翻译本质上就是文化翻译这一对翻译本体的认知.以中国翻译界为例,讨论翻译文化之间关系的文章不少,但多数是译品评析的文章,属文学翻译批评的范畴,讨论的是如何理解原著语言的文化涵义以及如何在译文中传达这些涵义的具体方式；这些文章多采用印象似的定性方法,主观,随意,缺乏对文学翻译过程的分层分析以及各个层面上文化含义的认识.例如,这些文章关注了文学语言的文化含义,却忽略了文学体裁的文化意义、作品内容的文化意义；尤其对原著所体现的源语文化心理缺乏认识,所以也就形不成抽象且具概括力的文化认知方式和认知模式,也使对翻译的文化含义认知始终纠缠在对个别词语具体的、琐碎的价值判断上.
笔者认为,文学翻译的文化认知包括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译者对原著文化因素的认知活动,一是作者与译者(读者)、原著与译著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前者为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释,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静止的认识状态；后则表现为文学翻译过程中,作者与译者(读者)、原著与译著之间的种种关系.这种关系将前面的静止认识状态置于一种运动之中.这两个活动组成了文学翻译活动的整体.
需要指出的是,用文化的视野来描写文学翻译活动,并不意味着文化可以解决文学翻译的一切问题.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艺术审美问题都仍然是文学翻译中的重要议题,使用“文化翻译”(CuhuralTranslation)也并非试图以取代“文学翻译”.因为,按照文化宽泛的定义,表现一个民族精神实质的文学理应归在文化的范畴中,但在具体的关注层面和方式上,文学与文化的其它形式有所不同,例如,文学与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就有着差异.论文中所使用的“文化翻译”二词涵盖了原著的文化意义、文化心理和文化气质,但文学翻译的核心是作品的“文学性”、作者的“美学取向”和译者的“艺术审美”.它们是文学翻译的魂,没有了它们,翻译可以是任何类型的翻译,但绝不是文学翻译.同样,文学翻译的艺术审美也需要文化审美机制的支持和保证,只有这样,术审美才能更准确,具有感染力.
刘宓庆在论述翻译的文化研究时,认为文化审美在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他说,同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和关注文化相比较,只有翻译学(翻译研究)是全面系统地关注语际层面跨文化审美表现式的转换机制；他以著名美国诗人艾略特（T.S., Elliot,1888一1965)的《荒原》的解读和翻译为例说道：《荒原》反映的文化心理异常复杂,全诗用典极多,玄机四伏,在433个诗行中几乎每一两行就有一个奇特的心理意象,体现艾略特奇特的艺术审美构思；读者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但准确的解读必须处在爱略特所凭据的语言文化心理整体参照系中.离开了《荒原》所处的20世纪最初20个年头西方所的历史、社会以及整体的思想潮流和文化心理格局,《荒原》必成为不可思议狂言狂语.”[2]所以,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和文化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译者对原著文化因素的认知分别在文学翻译的三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是文学语言的文化认知,第二个是文学体裁的文化认知,第三个是文学内容的文化认知；它们之间有时会有重合,例如,双关语是一种修辞形式,同时,它又是一词多音或一音多义词汇,这样,它们就成为某种文化含义的共同载体.文学翻译的文化认知的三个层面对应了文学翻译的三个组成部分,语言转换,艺术审美和文化传送.在这三个层面上的文化认知及文化表现,需要源语文化、作者、原著、译者、译著、读者、译语文化的共同参与.源语文化是作者的文化母体,作者将源语文化典型、集中地体现在原著中；而译者须要对源语和源语文化,包括作者本人,拥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同时非常清楚自己的母体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异同以及读者的文化期待,并协调、处理好之间的关系.所以,文学翻译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表现对译者提出很高的要求.王秉钦认为,“在文化翻译学相关学科中最主要的是两门；一门是语言国情学、一门是跨文化交流学,前者侧重研究语言单位的文化内涵,后者侧重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各类交流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种种文化问题.”[3]
王宏印认为,在翻译过程涉及文化问题的时候,文化可以分成不同的层面,具有不同的含义.他列举了就文学翻译批评而言的文化所具有的不同层面和含义：作为文明单元的文化、作为文学内容的文化、作为语言信息的文化、作为文本意义的文化和作为翻译对象的文化.王宏印认为,作为文明单元的文化,实际上也就是文明本身,是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结合,是有历史传统的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翻译作为跨文化的语言交流活动,具有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交流本质；作为文学内容的文化指的是某一民族文学的内容,如英语文学、华语文学等；这里的文学包括了某一群体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所谓文学即文化之意.作为语言信息的文化说明,语言本身承载了丰富的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文化信息,文学是用语言表现社会的特殊方式,文学语言带有本民族的文化遗传因子.文本意义的文化指的是文学作品是以适当的文学样式表达文学内容,文本是以一定的语言形式按照一定的文本样式编制而成的表达一定思想感情和内容的艺术作品；这样,文本本身就具有了文化意义,如英语的十四行诗、汉语的诗词等.作为翻译对象的文化是区别于语言形式和文本样式的文化内容或文学内容,是原著所要直接传达的作者意图；同时,王宏印还认为,作者意图同作品的语言形式和文本样式的意义共同组成作为翻译对象的文学文化意义.[4]
王宏印所谈到的文学翻译的文化意义的五个层次中,前两个层次关注的是文学翻译的整体文化性质和文化交流性质,是文学翻译的文化学意义上的定义.后三个层次则涉及文化意义的微观研究.语言文化意义、样式文化意义和作品文化意义等,这些都是翻译和翻译批评的对象.语言文化意义和样式文化意义都具有不可译的性质；通常,译者采取文化移植的办法,如用译语文化中的具有文化色彩的短语或词汇来替代源语文化中具有文化色彩的短语和词汇；用常见的或本民族的文选体裁来翻译源语体裁,如用中国古诗的形式来翻译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以达到与原著在功能上对等的效果.作品文化意义或作者意图是文学翻译中最活跃的文化意义,集中体现为作者的审美和文化意象的创造性.但是,作品文化意义又离不开语言文化意义和体裁文化意义,例如,离开了体裁文化意义,文学翻译就成了非文学翻译.如果再离开了语言文化意义,非文学翻译就只能限定在更窄的范围内.正如王宏印所说,“在翻译中文本要传达的意义和语言带有的文化意义交织在一起,构成翻译的文化悖论一即要传达文化意义,又不能传达文化意义,舍去了特殊的文化意义(culture- specific meaning),就很难传达普遍的文化意义 (culture-universal meaning),而摄入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又有碍于传达普遍的文化意义.”[5]译者的困难,其实也是文学翻译的困难之处.对译者而言,其实还有一层更大的困难,那就是表现的困难.上面谈到的文化认知问题基本上是将译者作为读者来看待的,讨论的是译者如何解读原著中的文化意义的问题,而另一问题就是译者如何使用译语,在译语文化中如何表现他所解读的原著的文化意义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同意王宏印对文学作品中文化意义的三个方面的划分,认为文学翻译的文化认知包括对语言文化意义、体裁文化意义和作品文化意义的认知.从翻译批评的角度而言,研究译著就是研究译著是否表现了原著这三方面的文化意义.这三方面的文化意义,构成文学翻译文化认知的主要内容.